《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写给祖父母、父母、兄弟、夫人及子侄的书信集，是曾国藩一生治学、治家、治军的集中体现。《曾国藩家书》内容丰富，涉及修身、教子、持家、交友、用人、处世、为政等内容，其中也不乏廉政思想。深入挖掘《曾国藩家书》中的廉政思想，对当下的廉政文化建设，廉政环境营造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曾国藩家书》中的廉政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不以官谋财，不留银钱予后人

很多人做官是为了权，为了钱，为了荫庇子孙，但曾国藩却在从政伊始就立下誓言：作官以不要钱为本。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曾国藩连升四级，官至侍郎，位高权重的他在给诸弟的信中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将来若做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曾国藩在日后的从政、从军过程中始终坚守初心。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道：“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

曾国藩筹备湘军，经手银两不计其数，但他却一直坚持不妄取丝毫的原则。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及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诸弟的信中写道：“军中银钱，余不敢妄取丝毫也。”“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吾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达圣主。”

二、以勤俭耕读立家，尚俭戒奢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手握军政重权，朋友、门生、幕僚、儿女亲家皆官阶显赫。但他却始终坚持勤俭立家，告诫家人尚俭戒奢。

1.唯勤俭可传家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给弟弟的信中说道：“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

曾国藩深怕兄弟子侄因其高官厚禄而渐生骄奢之心，他一再写信告诫家人要勤俭自持，习劳习苦。他在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和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写给诸弟及儿子的信中说：“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子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写道：“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2.凡事亲力亲为，不可骄奢淫逸

曾国藩在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和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给诸弟及儿子纪鸿纪泽的信中说到：“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柴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必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习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泆矣。”而曾国藩夫人欧阳夫人率领女眷纺纱织布的事情也广为流传。

咸丰四年五月初九日和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曾国藩给诸弟的信中写道：“我兄弟五人，无一人肯整齐好收拾者，亦不是勤俭人家气象。以后宜收拾完整，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祸福由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第一贵兄弟和睦。第二贵体孝道。第三要实行勤俭二字。内间妯娌不可多写铺账。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曾国藩给侄子纪瑞的信中写道：“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未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

3.处乱世，用钱需有度

曾国藩深刻认识到，身处乱世，富贵外显不是好事，故一再强调，越穷越好。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和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的家信中，曾国藩均写道“处此乱世，愈穷愈好。”“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

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谕纪泽纪鸿家信中亦说：“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俊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馀，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待其后而已。”

4.婚丧嫁娶，一切从俭

曾国荃生日时，不少人寻机送礼，曾国藩一一回绝，同时告诫他的弟弟曾国荃道：“生日在即，万不可宴客称庆，此间谋送礼者，余已力辞之矣，弟在营亦宜婉辞严却之。家门大盛，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之念，或可自保。否则颠蹶之速，有非意计所能及者。”

另外，曾国藩还规定女儿出嫁的嫁奁为二百两银子，不能超过，“不可另筹银钱，过于奢侈。”

咸丰二年九月曾国藩母亲去世，对母亲的丧葬事宜，曾国藩在信中交待道“所有出殡之事，一切皆从俭约。……请客约百余席，不用海菜，县城各官一概不请。”

同治九年，正值清廷多事之秋，曾国藩事多心烦，加上疾病缠身，恐不久于世，故写下一封带有遗嘱性质的家信给他的两个儿子，对其身后之事作了明确交待，其中便提到：“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毁者焚毁，其必不可弃者乃行带归，毋贪琐物而花途费。其在保定自制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三、与官场不疏不密，不用私权

曾国藩久居官场，深知官场关系复杂、是非繁多、环境险恶，他认为，为官只有清正廉洁，与官场不疏不密，不受请托，不用私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其在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莫管闲事”，勿“出入衙门”，否则“此门一开，则求者踵至，必将目不暇给，不如一切谢绝。”由此断了地方官员的巴结、走后门之路。另外，他也提到自己就此种事的做法，以便家人能效其法：“欧阳牧云有信来京，男与商请封及荐馆事，二事男俱不能应允，故作书宛转告之。”从曾国藩的其他家信中我们也可看到，他对权力一直存有谨慎态度。如他在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慎用权力，同时也告诫子侄在与地方官员接触时，不招摇，不恃傲。如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他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写道“船上有大帅旗，余未在船，不可误挂。经过府县各城，可避者略为避开，不可惊动长官，烦人应酬也。”同治五年三月十四日，给纪鸿纪泽的信中写道“沿途州县有送迎者，除不受礼物、酒席外，尔兄弟遇之，须有一种谦谨气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情也。”

四、做官为民，忠君报国

曾国藩作为一位传统士大夫，一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在家书中也流露出对百姓疾苦的体察和对时局的担忧。

他在咸丰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诸弟的信中写道：“粤西事用银已及千万两而无确耗，户部日见支绌，内库亦仅余六百万。时事多艰，无策以补救万一，实为可愧！明年拟告归，以避尸位素餐之咎。”

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致诸弟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报，享此荣名，寸心兢兢，且愧且慎。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家守身之道。至军事之成败利钝，此关乎国家之福，吾惟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

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给纪泽纪鸿的信中说道：“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处处可见其做官为民、忠君报国之心。

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曾氏家族代代有英才。从《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能在政治漩涡中独善其身，保持曾氏一族政治常青，与其高度的廉洁自律密不可分。毛泽东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从这些家书中我们或许可以学到一些。